都說溫州是中國的耶魯撒冷，溫州人是東方的“猶太人”，而孵化成形的“溫州模式”已經作為溫州城市發展的一個代名詞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而不斷創新和發展。2004年溫州捧走了“中國十大最具活力的城市”的桂冠，這是溫州充滿發展活力的最有力證明。溫州過去是中國改革的先行區，現在仍是中國改革的試驗田，將來還要做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模范生。落實“走在前列”要求，激發活力，奮勇爭先。

　　首先“善治”溫州模式的主體與原動力是溫州人民。1992年至今，溫州市基礎設施投資共300億-400億，其中預算內資金不到10億，主要靠民間集資來實現。如溫州機場建設花費1.32億，其中9700萬元來自民間集資。另外，溫州體育場、體育館、以及溫州目前97%的幼托、18%的小學、11%中學等采用的都是股份有限制，而被稱為“中國第一城”的龍港鎮，更是完全意義上的溫州人自己規劃、自己建造、自己經營的城市。

　　據估算，如果依靠地方政府，要完成這些資金的積累和投入起碼要100年時間，那么溫州的發展將被整整推遲一個世紀。為此如果把溫州區域經濟比作一輛大卡車，你們政府擔任的是建道路、管交通的角色，民營企業、市場機制是兩個輪子，而拉車的人就是溫州人。

　　其次，“善治”溫州模式是發展民本經濟。溫州市委書記陳一新曾提到“溫州模式的本質是民本經濟”。在改革開放國家政策的接縫中，溫州以個體經營經濟為主體的民營企業，依靠自主創新獲取發展了機會，形成了別具溫州特色的“小商品、大市場”的格局迅速崛起。民營經濟的發展提高了非農業產值的比重，大大促進農村人口的城市化，2013年，溫州地區生產總值(GDP)4003.86億元增長6.4%，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852元增長6.7%，農村居民收入增速超過經濟增速0.3個百分點。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到16194元為國家平均水平8896元的1.82倍。這樣的增長速度與全國同等條件的城市相比絕無僅有，也正是因為有了溫州人民作為主體的原動力支撐才有了極具潛力的溫州民營經濟。

　　最后“善治”的溫州模式再作創新：民本基礎上“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互動。民本理念是溫州永嘉學派事功文化的核心內容，正是這一傳統文化的傳承形成了溫州人民極強的自主意識，也促成了溫州市歷屆政府長期以來的“以民為本，尊重溫州人民的創新與創業精神”的執政理念。溫州的過去源自于民間的自主創業與創新，而溫州未來發展的道路必然需要繼續依賴于民間，擴大到全國也是政府職能轉變的投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互動”、“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和諧”展示的是發展手段的科學性問題，超前的執政理念為溫州豐富的市民社會資源優勢的培育與挖掘建構了平臺。治理需要權威，善治離不開政府，更離不開多方主體合作、否則只有善政而非善治。多元主義的社會治理旨在以民為本基礎上政府與民間力量的互動，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和諧，在于從單一的政府定位到多元的社會選擇的演進中實現。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溫州模式”的本質是民本經濟，基石是實體經濟，其核心內涵“有限的政府治理”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樣本的關鍵。近日溫州市委書記陳一新的講話也充分印證了鈄院長的論點，鈄院長在2005年及近十年關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善治理念、內生式治理、民本、政府治理能力等有相當一部分研究成果都在十八大及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報告中映射。“溫州模式”作為市場改革化模式的代表，“基于根植于本土，歸屬于全國”的定位，其三大運行機制與多元化行政范式變革將作為溫州乃至全國“善政到善治”建構演進進路，“溫州模式”對社會政治結構和組織結構貢獻的科學力量值得我們廣泛關注、深究和實踐。(作者：鈄曉東 溫州大學法政學院教授，法政學院院長 原文標題：《 "善治" 溫州模式的新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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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從善政到善治——環境行政范式多元化與溫州模式內生式超越互動》該文發表于《溫州論壇》2005.1，《體制改革》(2005.10)人大全文復印；獲浙江省高校成果二等獎 作者簡介：鈄曉東(1972-)男，溫州大學法政學院教授，法政學院院長，澳大利亞MACQUARIE大學環境法中心博士后

本文轉自：溫州網